姚清妹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姚教授”本身即成为她艺术实践的一部分。她通过多种媒介对其近年来的行为项目进行了二度创作。展览并不意在单纯重现行为表演自身，而是着力于探索和发掘出对现实环境进行干预的新可能性。因此，对作品的考察就不仅要将其还原到行为发生的“彼时”，更要细究一番在“此时此地”作品以“此种状态”介入现实的方式与效果。
在观众看展之初，听觉上的“刺点（punctum）”就先于视觉而引发了他们对作品所关涉议题的兴趣。“刺点”有两个，一个是《在摩纳哥独唱<国际歌>的第三章节》（录像，12分30秒，2012）的开始，姚清妹用法语大声演唱的国际歌；另一个是《胜利、骄傲和忍耐》（录像装置，10分钟，2013）中三个女子组成的士兵队踏步时整齐划一的鞋跟声。行为表演进行时所具有的侵略性在行为被固定在影像媒介之上、转化为存在于有限平面中的视觉图像时便殆尽。而声音则以能量的形式在空间中延展，保留着某些侵略性的特征，即同时同地、不可预料、无法回避。但声音符码背后政治内涵的先入为主绝不意味着展览在视觉方面是乏善可陈的。姚清妹在用视觉影像呈现行为项目方面进行的实验正是本展中最耐人寻味的亮点。
《胜利、骄傲和忍耐》源于姚清妹曾编排的一个行为表演。画面中，位于左侧的胜利女神高举橄榄枝的手臂逐渐下垂，中部的女子士兵队做着僵硬滑稽的肢体操，右侧手持乒乓球拍的女人匐在颁奖台上不时变换着痛苦的动作。影像并没有依传统方式呈现于屏幕，而是投射到松垂的白布、残缺的泡沫板、废弃的门、旧木板与堆叠的毯子之上。它们的存在切断了胜利女神的胳膊、将士兵的头和躯干分离，亦使右侧女人显得不完整而更加扭曲。这些实物以在场的状态、自身独有的内涵参与着作品意义的构建。这一原本发生于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表演，由表演者后来在摄影机前将其“还原”，而我们最终在展览中看到的这一录像装置作品则因其展示方式而更具暴力性、侵略性，对空间的干预也愈强。它虽与起初的行为“隔了两层”，但艺术家以主宰者的身份对创作在不同阶段的调整与再次构建使作品在有机环境中不断生成新的面向、新的意义，从而与符号性保持了距离。这种行为记录的“自治”改变了以往的行为表演艺术在复制、展示、传播的过程中被不同层次媒介还原的次数与信息量呈现的反变关系。在《一块红布》（录像装置，尺寸可变，2014）中，这种“自治”也得以运用。姚清妹双手高举红旗或跑或静止地出现在法国的城市街头、乡村田园、森林海边，这一幕幕场景投映在两块不太规整的白布上，撑起白布的是干枯的树枝。表面上看来，《一块红布》仿佛是革命与理想的某种诗意复现，其存在形式却揭示出了本质意义，直指了怀疑和虚无。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与其说展览意在对行为表演本身进行复现，毋宁说艺术家通过实验试图区别甚至取代原有的行为表演。
姚清妹去年以“姚教授”这个虚拟的身份在大学做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讲座。《三足鼎及其鼎纹研究——关于“镰锤”符号起源和发展的几种假设》（多媒介装置，尺寸可变，2014）即是对讲座内容的研究思路、过程、成果的展现。作品包含照片、视频、实物、文本等多种媒介，在墙壁上构成一幅思维导图。“姚教授”始终用艺术家的逻辑来进行推衍，逻辑判断取代了事实判断，图像不时登场弥合两种判断的裂隙，展厅内还配上了系统梳理研究方案的讲义小册子。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对伪命题的研究足以乱真，却又愈发荒诞。研究最终指向了权力系统，作品并因此带有姚清妹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对政治的质疑态度。但应该强调的是，艺术家对现实的介入与干预，其方式仍是艺术的，而绝不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是她意在批判和揶揄的对象，她绝未付诸于某种政治实践也不屑于这样去做。艺术家只是用意识形态或换个更为人所熟知的词“观念”来做艺术，但艺术还是艺术。倘若认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姚清妹创作的当代性价值之所在那便落入了庸俗的反映论、环境决定论的窠臼。作为动词而存在的艺术，其方法论中的介入与干预本质上是对情境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对环境的一种反映，是态度，而不是目的。艺术家的创作并不依赖于某种需要被解读出来的意义而存在，其最终归宿是作品是否对局势产生了效果、是否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围堵而解放出自由的艺术，是否通过介入与干预建立了一个平行于既存现实的新的现实。在《在摩纳哥独唱<国际歌>的第三章节》中姚清妹即再造了现实本身。除了声音和字幕，艺术家抽离掉了还原现实最重要的图像。形象的缺席恰成就了观念的在场，行为发生时的紧迫感、及时性、不可预见性得以突显，而现实亦在观念的交锋中被构筑起来。
最为有趣的是，魔金石空间室外墙壁上还播放着《跳吧！跳吧！布鲁斯•玲》（行为录像，12分钟，2013）。录像中身穿李小龙服饰、拿着锤子镰刀的姚清妹在钢琴伴奏声中唱歌、跳舞、发怒，来往路人都驻足看上一番。艺术家没有止步于对展厅内现实的再造，还介入到空间之外。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展览意在对当下社会现实以及艺术生态进行某种干预的隐喻呢。或许现在，对于国内艺术圈来说，姚清妹这个名字还有些陌生，但她却已为中国当代艺术中视觉性和观念性矛盾的调和找到了一条通路，亦藉由诗意、荒诞、幽默的方式完成了对行为的再造。
采访 INTERVIEWS
姚清妹 2015.01.23 • 姚清妹谈“姚教授”
姚清妹，《三足鼎及其鼎纹探究——关于“镰锤”符号起源和发展的几种假设》，2014，装置，尺寸可变.
魔金石空间在2015年的第一个展览“姚教授”来自常驻法国的艺术家姚清妹，这也是其在中国的首个个展。姚清妹的行为作品利用符号和象征性的语言探讨了社会文本中个人经验的诗学。艺术家在这篇访谈中谈及她创作的始末，以及“姚教授”这个戏剧性人物的学术理论。展览将持续到3月15日。
我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和艺术完全不相关，不过市场营销并不是我的选择，而大学这段经历让我知道了我讨厌什么：大学里的教育体制，市场营销这个专业，尤其是这个专业里面所表现出的消费主义观念——创造一切让你去消费。但这个专业对我以后的创作帮助却非常大，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消费者心理学的知识。
姚教授是一个半虚构的人物，一半是我，一半可以是任何一个教授。问题不在于这个教授究竟是谁，而是姚教授作为半虚构的人物如何阐释和呈现这些研究内容和成果。“姚教授”的研究一部分是杜撰的，但大部分的内容是真实的，包括文献资料，以及其中阐述的理论；录像是刻意创作的独立作品，为整个装置服务。“讲座”第一次是2014年1月在德国发生，四月份在 Le Salon de Montrouge 每周做一次，后来又在 Fondation d'Entreprise Ricard 进行，前后共有十次左右，讲的内容大同小异。 当然运用“会谈”（conférence）这个形式不一定要真的做成和会谈一样。姚教授的这个讲座持续60分钟左右，在一开始是非常严肃的，所有人都信以为真，以为是真实的讲座；但到四五十分钟后就有唱歌、诗歌朗诵之类的表演。
《一块红布》（Un Morceau de Tissu Rouge，2014）是2014年我在科西嘉岛驻留时做的。科西嘉岛本身具备特殊性，它作为法属岛屿其实很早就试图独立。我当时就想拿着这面旗子做一个很短暂的介入——和我以前的作品一样，我都是在谈“微介入”的状态。其实当我举着这面似乎永远不落的旗子，穿越科西嘉非常漂亮的风景时，别人是不会想象到这个录像的存在的。其中你会偶尔会看到一些荒诞的、设计过的场景，而另一些则是真实与即兴的行为。象征性的语言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包括这些姿势，以及个人的身体如何承受其重量。行为里具备损耗（épuisement）的意涵，即使这红布块布不重，举着它也不是什么激烈的运动，但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承受的持续性问题。而且，这种符号性的东西是非常粗俗的，当你看到这些符号持续出现的时候，如何在社会文本中探讨个体的体验就变得很重要。这也是在外部世界做这个行为的原因，而不是自己在家举个旗子，因为这种象征性地点对我来说变得很要紧。我进行行为创作的意图是与一些特定的环境产生冲突，从而激发（activate）这个地点，有些行为是带有很强的天真性和理想主义的固执。不过这只是一部分，我还是会带着距离感去看待自己的创作，我并不就是“她”。
《在摩纳哥独唱国际歌的第三段》（Third Verse of the Internationale, Sung Solo in Monaco，2012）是我2012年非常重要的作品。在此之前我做了另外一件录像，唱的是《国际歌》的最后一段，也是一件微介入的作品，在各个不同地点创作，只有录像的呈现形式，不对其他任何人产生影响。但当时在摩纳哥时我就想使介入性更强一些，作品最后呈现的就是与一个警察之间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是艺术”，“这是政治”，“这是艺术的政治性”等等。我并不希望直接吐露某种信息，而是激发一种思考与对话。其实在我的作品中经常有奇异的事情发生，这种幽默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滑稽又带点诗意，幽默又带点可悲。
采访／ 富源
